目前，全国各校都纷纷打出“精细化管理”的旗帜，誓死要将权力运作到极致。“精细化管理”可以通过加强管理来提升教学成绩，所以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下，“精细化管理”受到很多校长的推崇。在校长们看来，“精细化管理”已经成为一种学校管理“常识”。

1911年，泰罗，美国的科学管理之父，出版了《科学管理的原理》。在工业和管理领域，这本书有着划时代的意义。此书系统地建立了“泰罗主义”科学管理理论，在美国引发一场“社会效率运动”。

二十世纪初，美国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，而以“效率取向、控制中心”为特征的“泰罗主义”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是明显的。一个典型例子是福特汽车公司依据这种思想，率先采用了流水线作业，使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，使人类从此进入了大规模生产的时代。另一个典型例子是，“二战”期间的美国通过泰罗主义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，生产出了比日本或德国更多的军火和战备物质，为美国获得“二战”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。

记得大学里读过一篇文章，作者是福特公司的工人。他从工人的角度讲述福特公司的流水线作业。在作者看来，流水线生产的效率很高，但工人的身心被流水线严重异化了。工人们终日站在不到一平米的地方，重复着单一的运作，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托夫勒在《第三次浪潮》（P96）所说，“专业化的工作，不要一个‘全人’，而只要人的一个肢体或器官”。

1949年，美国课程专家泰勒出版《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》，被普遍认为是课程理论的重要奠基石。“泰勒模式”基于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和当时流行的行为主义心理学，追求“技术旨趣”和“技术理性”，通过“任务分析”把科学化课程开发推向巅峰。现代课程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管理理论、逻辑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 ，其目标是实现“四化”——制度化、简单化、效率化和标准化。

诚然，“泰勒模式”为课程带来了革命。不过显而易见，“泰勒模式”是基于生产管理的思想，即把工业生产的思想带入了教育。“泰勒模式”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隐喻：学校即工厂，教育即生产，学生即产品。可以说，“物化教育”开始于“泰勒模式”。或者说，学校中的“精细化管理”的思想基础始于“泰勒模式”。

然而，“精细化”是一种未经批判的管理思想。在波普尔看来，这种未经批判的常识理论只是一种“社会阴谋理论”。这些社会阴谋理论之所以大行其道，主要原因还是出在中国文化上，比如中国人不读书，不思考，缺乏理性。此外，中国的专制主义文化基因与“精细化管理”中的权力运作媾合后，使中国教育蒙上了极权主义的色彩。当然，中国目前的工业化进程，也在客观上促成了工业化思想的流行。

“泰勒模式”追求效率与控制，这要引发出另一个问题。教育有效率吗？我承认，教学有效率，知识传递有效率，而教育是否有效率却是应该商榷的问题。《管子·上篇·权修》：“一年之计，莫如树谷；十年之计，莫如树木；终身之计，莫如树人。” 这便是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的出处。教育关乎学生终身，怎么可能有效率？教育的教化会影响学生一生，我们如何用效率来衡量教育？在看来，教学有效率的概念，而教育却没有效率的概念。所以，“精细化管理”只能提高教学成绩，而对教育却是没用的，甚至可能是有害的。

1995，美国课程专家派纳出版《理解课程》，在课程领域开始了一场转换范式的“概念重建运动”，标志着后现代课程的开始。这场运动追求“解放旨趣”，运用各类话语体系对课程进行解读，对以“效率主义”和“技术理性”为特征的现代主义课程发起了猛烈抨击。它对师生进行了一场“解放运动”，彻底动摇了现代主义课程的根基。自此，世界课程领域开始从“开发”进入“理解”阶段。

这个“概念重建运动”，便是中国新课程改革的背景。新课改的许多新理念，都来自于这场后现代课程运动。然而，在时下的中国学校里，教师仍然为生产标准化的“镙丝钉”而忙碌。新课程改革对现状的改变，显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我认为，中国完成工业化，完全进入后现代社会，大概需要30-50年吧。那时，中国教育才会真正有些改变。

出于对效率的共同追求，“精细化”管理常常与“军事化管理”相伴而生。在军队中，自由化显然是行不通的。一群自由散漫的士兵，打起仗来一定是一盘散沙。这样的军队，不可能赢得战争的胜利。对于国家安全而言，自由化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威胁。然而在文化领域，个性化却应该被视为是最高价值，因为文化领域关注人的精神生命，而个性化则是精神生命的典型标志。

当极权主义出现在校园里时，控制与奴役便无处不在。为了实现分数的效率，军事化的极权主义思维弥漫到校园的每个角落。如此一来，师生便全面地失去了自由和个性，最终成为了分数的工具。

用这种思维看待国家，同样可以解释。从上台之时起，希特勒采用极权主义政策，全面控制德国的社会资源，把每人强行纳入到极权主义的轨道上，几年之内便重振德国，并获得发动世界大战的实力。在中国教育里，也确实有学校通过“精细化管理”提高了分数，为生存赢得了空间。然而，这些校长却没有思考另一个问题：教育上哪儿去了？须知，当教学到达极限时，教育就没有了。教育才是最终目标，而教学只是实现教育的手段。

德鲁克曾说过，教育管理可以借鉴工业管理的办法。于是，很多人便将德鲁克的话作为“管理圣经”来加以运用。华东师范大学的赵中建教授还在江阴高中实验学校做过“学校管理体系与ISO9000标准”的研究实验，并将“成果”付梓出版。然而，我本人对此持比较谨慎的保留态度。工业生产的“精细化”管理，针对的是“标准件产品”的生产，然而教育则属于文化领域，文教应该是追求“自由与个性化”，而不是整齐划一。将工业管理的思想引入教育管理，这本来就有一个前提或隐喻——将师生作为“标准件产品”来加以生产。

民国时期出现的大家，在学校里工作时都是非常“懒散”，不仅拒绝批改作业，而且考试后不批阅试卷，便随意填写学生的成绩。然而，学校教务处也竟能默许这些现象。要知道，对于“精细化管理”的推崇者来说，这些现象肯定是不可思议，会被视为洪水猛兽。不过，正如大家公认的，正是在这个时期，中国的文化曾达到了一个历史巅峰。这该如何解释呢？我思来想去，认为正是那时还没有“精细化思想”，教师们才会显得非常“懒散”，也才会为人文主义在教育中留足了空间，学生的发展也才会个性鲜明，最终催生出了一个文化传奇。

当然，我并非认为教育管理不需要一点规范。然而，要求所有教师，无论年龄是20岁还是60岁，都必须认真写教案，这样的做法未免有点形式主义了。一位四五十岁的教师，已有二三十年的教学经验，对教学是非常熟悉的。他若把时间用来反思或读书，对教育工作更有益处——实际上，很多教师直接从网络上复制打印出来，用以应付“精细化管理”的检查，上课时根本不用这些教案——谁敢说这不是事实？那么，这些现象浪费了人力物力，对工作并没有带来好处，又有何意义呢？

就我本人而言，有人评论说，你到哪儿都是另类。跟一般教师相比，我确实有点另类吧。在我看来，最适合我的管理，就是对我什么也不管。当然，我这种人可能会让校长头疼，因为校长们普遍喜欢权力运作。然而，对于我这种高度自主和自觉的教师而言，校长的权力显然没有多大意义。

其实，文化引领才是学校管理的最高境界。文化有教育功能，教师越有文化修养，素质就会越高。所以，通过文化来提升师资队伍的水平，这才是学校管理的终极途径。当然，这是另一个话题，这里不便展开赘述。

目前，中国教育中出现了很多“新生事物”，其实很多都经不起检视。精细化、周考、军事化管理……..这些现象其实都经不起检视。让人惊讶的是，不学无术的校长们只知道跟风，完全没有自己的独立判断。

呜呼，中国教育大抵就是这样被一群庸人败坏了。